自古以來，歷史的詮釋權往往掌握在擁有權力的人手中。然而，在社會底層，是否有許多聲音沒有被聽見的？顧玉玲以移民勞工為主體的《我們》，以及外省台灣人協會企畫的《遇合》、《鄉關處處》等書，都是企圖尋找這些失落的聲音，透過報導文學、集體書寫，留下誠懇動人的紀錄。
今年四十一歲的顧玉玲現任「台灣國際勞工協會」秘書長，自大學畢業後便投身工運，對於勞工職災和外勞議題相當關注。身為資深的社會運動者，但顧玉玲始終相信文學具有動人的力量，二○○五年她以報導菲勞故事的文章《逃》，獲得「時報報導文學獎」首獎，而這次她又再度拾起筆，用紀實融合小說的筆觸，記錄在台灣社會底層的移工生命故事。
《我們》是族群的集體書寫，但顧玉玲表示：「我的書寫不想去超越他們，只想述說他們想被看見的樣子。」因為她長年貼身觀察、參與這群移工生活，所以筆下的人物擁有立體化的面目、生動而充滿細節的生活樣貌，她寫他們如何穿越簽證、面試的障礙，面對高額仲介費、不對等勞動關係的剝削，或反叛壓迫成為脫逃者；如何在制度的壓迫下仍然追求戀愛、仍然每周日去「中山拜拜」（去中山北路上的聖多福天主教堂望彌撒）歷歷在目的生命現場，讓導演侯孝賢讀到「數度淚湧不得不停下來」，並下決心「一定要把它拍成電影」。
乍看是書寫外籍族群的「他者之書」，但顧玉玲直截了當以「我們」作為書名，除了宣告她廿多年來與外籍族群站在同一陣線的所見所聞，她也將自己放進書中，除了將外勞的生命故事和自己的參與工運的體驗融合，其書寫的視角也跨越不同族群和世代，將她外省籍父親與本省寡婦母親結合、遷徙的故事穿插進書中，「這不完全寫他們，也寫我自己」，成了有別於一般以數據和生硬的學術理論記錄或探討外勞議題的書籍。
同為工運者的龔尤倩認為，《我們》寫的不只是島外的跨國遷移經驗，而是不同世代的移動歷史：「原來『我們』都曾經是懷抱夢想的移工，是歷史洪流的一支。看似『他們』的異鄉人，映照著我們島嶼的人們。」
(中時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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