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1918年發表在「新青年」的「狂人日記」，開啟白話文小說創作先河，亞洲週刊評選「20世紀中文小說100 強」，「吶喊」也拿下冠軍。但這些文學地位與價值，在過去1世紀，遠不及魯迅的政治形象與爭議鮮明。
魯迅，本名周樹人，出生於1881年的清朝，早年前往日本習醫，1930年加入「左翼作家聯盟」等團體，也由於他的文學成就與左翼傾向，基於政治需要，1936年死後備受中國大陸尊崇。
魯迅孫子周令飛統計，「魯迅過世後進入課本」，對岸從小學到高中畢業，至少要讀16篇魯迅作品，是所有中文作家最多。
過度意識型態化的結果，就是魯迅限縮為「思想是革命化戰鬥化的，沒有個性和生活」的「對敵人橫眉冷對千夫指，對人民俯首甘為孺子牛」呆板形象，成為「一個除了用戰士這個名詞來說明以外，就找不到詞彙來說明的魯迅」。
更奇特的是，由於魯迅在中國大陸家喻戶曉，只要與他的名字、肖像或作品沾上邊，產品知名度自然提高。
周令飛感嘆，「如今孔乙己商標，不但是茴香豆等食品商標，而且還是文房四寶、長衫、陶瓷，甚至是酸梅湯的品牌，三味書屋、魯鎮做成了香煙類商標，華老栓開了土特產商店，祥林嫂成立了洗浴中心。」
由於魯迅留給後世的形象日趨商業化，遠遠脫離文學家本位，周令飛遂在與父親、即魯迅的兒子周海嬰於2007年共同發表的「魯迅姓什麼？」一文中直言，「在魯迅的身上又多出來了兩個姓：一個姓錢，一個姓權」。
相對於中國大陸對魯迅的狂熱，由於政治因素，自1949年後，魯迅在台灣是一項禁忌，作品曾列為禁書。若回歸文學家本位，魯迅的思想深刻、文筆犀利，作品極易吸引讀者目光。
曾在大學時代偷看魯迅作品，現在開設「文學經典：魯迅小說的比較文學觀察」的交通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董挽華分析，魯迅的文字基調就是「冷、冷、冷」，卻從冷靜的頭腦反映內心的火熱，展現「眾人皆醉我獨醒」的清明，「狂人日記」與「阿Q正傳」就對比鮮明。
由於魯迅的獨特語言魅力，1949年前不少台灣知識份子就已心儀魯迅作品，如幾乎與魯迅同世代的台灣作家賴和，兩人都有醫學背景，而魯迅筆下的人物「孔乙己」曾是賴和筆名，賴和也曾被稱為「台灣的魯迅」。台灣作家楊逵主持的「一陽週報」也曾出版魯迅的「阿Q正傳」中日文對照本。即使在肅殺氣氛濃厚的戒嚴時代，仍有作家與大學生私下閱讀魯迅作品，影響不少台灣作家，特別是鄉土文學作家的寫作方向。
「離開了他作為一個最根本的文學家這樣一個位置，我們總覺得這樣的魯迅很空洞，我們不認識這樣一個魯迅」，這是周海嬰與周令飛的感嘆，在「五四運動」90週年前夕，唯有掙脫政治的藩籬，才能還原，並重新檢視魯迅的文學價值。
「認死理，講原則，堅持，固執，喜歡開玩笑，喜歡惡作劇」，周令飛這麼剖析與祖父的共同點。魯迅一家四代，從反封建到為愛情衝破政治禁忌，再到遊歷演藝圈，特立獨行已是他們一家特有的DNA。
魯迅自幼學習外語，讀翻譯小說，思想前進，深度批判當時中國社會的弊端，筆端卻對家鄉流露深刻感情，但也有人認為他態度激進，喜好辯論。但當他面對兒子時，「俯首甘為孺子牛」的形象表露無遺。
周令飛說，父親周海嬰小時是「玩具破壞者」，對玩具結構充滿好奇，凡是能拆的都拆過。有一次，竟把魯迅特意為周海嬰買的留聲機拆開，把齒輪當陀螺轉著玩，魯迅非但沒大聲斥責，只是讓周海嬰想辦法將東西復原。魯迅的民主式教育作風，讓周海嬰自由成長，希望他「敢說、敢笑、敢罵、敢打」，才讓周海嬰能依興趣發展，最終成為無線電專家。
周令飛除蓄著一字鬍的外型肖似魯迅，最為人津津樂道的過往，就是他竟於1982年，為了與在日本留學時認識的台灣女友結婚而飛回台灣，衝破當時兩岸對峙的緊張情勢與禁忌，比「敢說、敢笑、敢罵、敢打」的父親還多了「敢愛」。
「當時有太多的複雜因素，若這些因素不變，我還是會這樣選擇」，周令飛為愛情作的抉擇，令周海嬰回憶起來，也只好說，這是「典型的隔代遺傳」。
周令飛與妻子的愛情結晶周景欣於1984年在台灣出生，比父親「敢愛」之外更多了「敢秀」，曾參與台灣選秀綜藝節目，充分展現自信與自主。
面對女兒的教育方式，周令飛認為，「管理應該適可而止」，過度肯定會有副作用，但在必要時，要幫女兒出出主意，盡可能讓她少走彎路，雙方意見不同時一定要以理服人，語氣宛若魯迅對周海嬰的呵護。
「七年級生」周景欣看待父母的愛情，覺得他們很偉大，但也坦言，在台灣成長的她，對「太爺爺」的認識不多，只知道「太爺爺」是很了不起的人。太爺爺的作品也看得不多，卻對魯迅作品「藥」中的人血饅頭印象深刻。
一家四代的精彩故事，為魯迅的「立人思想、獨立思考、拿來主義和韌性堅守」下了最好註解。
(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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